瑜伽女教练让人流鼻血内容摘要：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既体现在专业化分工所致的相互剥离，又为差异化优势驱动的相互融合。尽管我国已是制造大国，但与之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仍不发达，而且中低端制造业去产能进程和智能化转型缓慢，成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制造强国的突出短板。为此，需要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入手，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有效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加大顶层设计和统计决策制度建设力度，推动形成生产性服务与生产制造协同发展的产业新生态。
近年来，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全球蓬勃发展，加速了生产要素转移和优化步伐，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汇。在此背景下，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将发挥更大主导作用。同时，随着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广泛覆盖金融、研发、物流、信息等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也逐渐从制造业剥离，成为促进工业技术进步、支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创新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既体现在专业化分工所致的相互剥离，又展现为差异化优势驱动的相互融合。尽管我国已是制造大国，但与之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仍不发达，而且中低端制造业去产能进程和智能化转型缓慢，成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制造强国的突出短板。因此，需要切实研究科学有效的措施，推动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新模式，助力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
文献中，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存在4种代表性观点：一是需求主导论，认为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处于需求主导地位（Cohen et al，1987）；二是供给主导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得以提升的关键因素，处于供给主导地位（Eswaran et al，2002；刘志彪，2006）；三是互补依赖论，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的互补性关系（Damijan et al，2015；顾乃华，2010）；四是融合发展论，认为随着新技术、新业态的深入演变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出现不断融合的发展态势（Castellani et al，2016）。本文认为，这些观点并非彼此矛盾，而是相互补充、层级递进。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研究手段方面，已有文献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一是基于投入产出数据的产业关联方法；二是计量经济学方法；三是调研方法（Macpherson，2008；凌永辉等，2017）。这些方法各有利弊，对它们应用成效的科学判断取决于研究目的以及数据质量等条件。此外，已有研究普遍存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统计口径界定过宽等问题。
在充分借鉴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依托发展经济学理论，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重新界定其行业统计口径，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和似不相关回归等计量经济学模型，多角度地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分析框架，并利用我国2004—2016年最新的相关统计数据，对两个行业协同发展的现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
我国国家统计局对制造业长期均存在比较系统的统计分类，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的最新，制造业门类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31大类，相关统计数据较为齐全。但是，对于生产性服务业，国家统计局只是在2015年公布了其统计分类范围，包括金融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等10大类，并没有公布相对应的详细统计数据。为了充分利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信息和投入产出表，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分类范围界定为以下6个细分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业[1]，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并进一步对比分析该行业与制造业在产值、投资、就业、对外等领域的发展状况[1]。
（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现代化水平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有效助力产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者的行业增加值，在2004—2016年期间均呈现持续攀升态势（见图1）。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在2005—2016年期间的增速均值为15.91%，2016年达到8.67%，高出同年P增速近2个百分点。进一步从其细分行业来看，从2007年起，金融业，批发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3个行业的增加值显著高于其余行业。制造业从2011年开始放缓发展速度，2016年增加值达到223547.10亿元，增速为6.8%，略高于同年P增速。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者的行业增加值占P比重，在同期却呈现相反发展态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P比重稳步上升，2016年达到25.75%，已经在第三产业中牢固占居半壁江山。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虽然较低，但与他们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实体经济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了关键的支撑作用。实践表明，通常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也越高。以为例，近些年其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P比重已经达到50%左右，金融服务、物流和供应链服务、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服务在制造业发展中得到充分融合应用，助推率先工业4.0时代。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P比重2015年也高达53.40%。
制造业增加值占P比重2004年以来呈现逐步下降态势，尤其是2011年以后的下降速度明显加大，2016年低至30.04%。制造业这种发展状况与近些年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服务业高速发展带来的挤压态势密切相关，也与2000年以来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态势基本一致，为我国下一步建设制造强国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基础。
2004年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个行业投资强度持续加大，且后者相对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及平均增速，均显著高于前者，是带动我国投资增长的重要行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5—2016年期间的平均增速为19.49%。进一步从其细分行业来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相对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及平均增速，均显著高于其余5个行业，尤其是2016年该行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占全部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更是高达59.79%。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个行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在全部行业所占的比重，均在2004—2016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大约分别为15%和30%，加总之后接近全部行业的一半，而且两者还均在2010年有一个相对较明显的峰值，这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采取的以扩大投资为主的“稳增长”政策密切相关。
从2013年起，我国将以往属于乡镇企业的规模以上法人单位，纳入城镇单位劳动统计范畴之内，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吸纳的城镇就业人员统计数据有了较大提升，导致前后样本期间的数据基本不可比。因此，这里以2013年为分界线分别进行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吸纳的城镇就业人员数量，2004—2012年和2013—2015年期间基本保持平稳，大约分别为2100万人和3100万人。进一步从其细分行业来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吸纳的城镇就业人员数量，显著高于其余5个行业。制造业吸纳的城镇就业人员数量，虽然在2004—2012年期间从3050.80万人稳步上升到4262.20万人，但在2013—2015年期间则稳中有降，大约平均为5100万人。生产性服务业吸纳城镇就业人员数量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在2004—2012年期间大致呈现稳中有降态势，2012年达到6.69%，2013—2015年期间则基本稳定在8%。制造业刚好与之相反，在2004—2012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11%左右，在2013—2015年期间稳中有降，2015年达到12.54%。此外，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相比，两个行业吸纳城镇就业的占比处在前列，是吸纳城镇就业的主力军，而且未来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较大。
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走势情况，通常是反映该行业对外程度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向标。2004年以来，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额基本呈现相反发展态势。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额逐年攀升，并在2015年首次超过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额。进一步从其细分行业来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除了在2015年低于金融业以外，其余年份均稳居首位。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额在2011年以后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下降速度从2011年的5.06%增大到2016年的9.76%，2016年其外商直接投资额低于生产性服务业高达193.08亿美元，超过其自身投资额的一半。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两个行业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部行业外商直接投资额比重的走势，与前述外商直接投资绝对额的走势基本一致，也呈现相反发展态势，且前者在2015年首次超过后者，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大的行业，2016年更是达到43.64%的较高水平，充分表明生产性服务业近些年在对外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计量经济学模型、投入产出表等分析工具，这里对2004年以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态势进行考察。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核心内涵，在于产业价值链环节的融合发展，并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态势。为了考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相对主导地位，这里利用2004—2016年之间的样本数据，建立格兰杰关系检验模型进行分析。该检验的原假设为
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在10%统计显著性水平下，无法“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波动不是制造业增加值波动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但了“制造业增加值波动不是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波动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表明两个行业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单向关系，即制造业发展较为显著地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则相对不高。实践表明，近些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还不能够为制造业提供高效支撑，信息技术应用不够广泛，创新驱动能力不强，融资、物流成本较高。制造业企业所需的生产性服务，许多是靠内部供给，行业之间的协同度不高，影响了实体经济整体竞争力。
为了进一步系统考察2004—2016年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及其6个细分行业的带动效果，这里将它们放在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首先，以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PS）为因变量，以制造业增加值（MA）、P增长速度（GG）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P比重（TG，以下简称第三产业占比）为自变量，建立如下向量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然后，分别以生产性服务业6个细分产业的增加值为因变量，仍以前述MA、GG和TG为自变量，建立如下似不相关回归模型：
表2所示估计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对制造业增加值的弹性仅为0.99，对第三产业占比的弹性则高达1.36，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受制造业发展带动的效果不显著，受服务业内部的影响更大。从生产性服务业的6个细分行业来看，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批发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受制造业发展影响的弹性系数均超过了1，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则受制造业发展影响的弹性系数相对较小，分别为0.70和0.62，但是他们对第三行业占比的弹性系数均超过了1，后者甚至高达2.73，表明这两个细分行业主要受服务业内部影响较大，对制造业发展的协同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全面精准地考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各个细分行业之间的协同关系，依据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来分析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这种协同关系可以从两个行业之间的直接消耗（或投入）系数和直接分配（或使用）系数来考察。综合考虑各个时期投入产出表行业部门分类特点和数据来源的时效性，这里采用目前最新的2012年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
2012年，生产性服务业[1]对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以及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制造业5个细分行业的直接消耗系数最大，依次为0.044、0.022、0.018、0.017和0.013。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制造业5个细分行业的直接分配系数最大，依次为0.028、0.024、0.023、0.019和0.018。进一步从制造业这5个细分行业来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汽车制造业等高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直接分配系数最大，前者甚至接近0.04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的直接分配系数最大；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业的直接分配系数最大；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直接分配系数最大。
在制造业的细分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以及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制造业的5个细分行业，2012年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较大。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高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较大；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以及汽车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直接消耗系数较大，前者甚至接近0.15；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则对生产性服务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较大。
综上所述，生产性服务业已经贯穿到我国制造业诸多生产环节之中，但对制造业各行业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和直接分配系数普遍较低，表明它对制造业的整体助推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行动计划深入实施，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显著提高了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一批规模较大的互联网企业、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制造企业跨界联合取得了初步成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业态。
整体而言，尽管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互动融合态势，但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并不高，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其中既有两个行业各自发展特点因素，也有管理和规划等方面因素。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拉动力度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目前在税收政策、土地供给、投资等方面受到的约束较大，导致企业面临的成本问题较为突出，无法有效地为制造业企业节约运营成本。《》披露的数据显示，在物流业领域，我国企业的物流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重高达30%至40%，而美国只有10%至15%；在金融服务业方面，我国制造业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是美国的3倍以上，等等。[1]制造业企业往往在综合评估生产成本和收益之后，更愿意选择在企业内部设立相应服务性或协调性部门，制约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剥离的进程。
前面基于行业部门投入产出的分析表明，那些相对高端、先进的制造业，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关系，比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中低端的制造业要更加深入，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主要得益于高端制造业，中低端制造业的升级则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为代表的我国中低端传统制造业的规模较大，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不高，低利润、高污染的过剩产能问题突出，信息化、智能化升级进程较慢，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对生产性服务需求不断萎缩的趋势。
（三）缺乏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有效监管措施，部分行业无序发展和竞争亟须制度层面规范
/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权威指导性的文件，已有2014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等规划方案，在制造业领域也有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层面的指导性文件，但是，对于如何协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确定监管主体和责任，促进有条件的制造企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帮助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更好地“走出去”，还缺乏针对性措施。此外，我国一些重要的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电信、运输等行业，进入管制障碍和垄断性较大，行业内部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无序发展和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现象突出，极大地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支持的深度和广度。
（四）用于决策支持的重要行业统计方法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关统计数据存在缺失、滞后和可比性不足等问题
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统计分类，但目前还没有相对应的、长时序的统计数据。而且，我国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统计分类标准，并没有与国际标准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充分保持一致。比如，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2004）将其分为运输和仓储，信息和通信，金融和保险活动，房地产、出租和租赁活动，专业和科技活动，行政和支持服务活动以及教育等7类，而美国统计局将其分为不动产、保险服务、商业服务、法律服务、金融服务、会员组织和其他专业服务等7类等。这样将使得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统计数据在国际可比性方面存在一定欠缺，无法更加便利地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总结和借鉴其行业发展经验。同样地，对于制造业而言，其增加值最终核算数据往往滞后两年左右，时效性存在较大不足，不利于制订更加切实的政策等等。
充分发挥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深化效应，鼓励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分工上向研发和营销等“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集中力量发展核心业务，将一些生产性服务环节尽快剥离出去，提高土地供给和投资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健全完善从研发、、生产到管理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发展服务型制造，帮助建立和发展特色鲜明、集聚效应大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此外，生产性服务业包含的行业门类较多，要打破各自孤立发展局面，整合物资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推动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协同发展、降低经营成本，以产需互动为导向推动以服务为主导的反向制造，还要以“一带一”等国家战略推进为契机，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在继续增强高端制造业竞争力的同时，以技术升级、智能制造引领中低端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重点支持一批具有较强科研实力的龙头制造业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建设工程研发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努力造就一批专业技术精湛、管理经验丰富、创新能力突出的领军人才和优秀“工匠”，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首先，应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入手，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其次，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对交易成本更而倾向于向城市中心区域聚集，制造业则对要素成本更而倾向于向城市周边工业园区聚集，因此需要部门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积极引导两个行业以区域聚集为载体，拓展产业融合发展新空间。最后，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产业体系中具有很强的基础性，特别是一些平台型的项目具有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属性，因此应当积极探索新型政企协作机制，扫清不合理的管制和垄断障碍，建立适应新模式和新业态发展要求的准入制度和监管体系。
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要尽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目前确定的统计分类和方法，提供行业齐全、较长时序的相关统计数据，还要动态完善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统计标准，提高数据的国际可比性。对于制造业而言，在确保数据准确性的前提下，应努力缩短相关重要统计数据从测算到公布的时间，提高数据公布的频度。应尽快建立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发展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明确数据采集机制和测算方法，加强大数据应用力度，为相关政策制订提供科学精准的量化信息。
[6]顾乃华.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活力能力的影响和渠道——基于城市面板数据和SFA模型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5）: 48-58.
[7]，刘志彪，于明超.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7（8）: 52-62.
[8]凌永辉，张月友，沈凯玲.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效率提升与产业互动——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17（2）: 62-71.
何强，男，1981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为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服务业发展及大数据理论与应用。
，男，1981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服务业发展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