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否实现从降杠杆到转移杠杆的变化，通过转移杠杆来对应债务风险？在严格金融监管的同时，央行更多流动性，积极干预债务市场，企业的流动性就会得以改善，经济就会告别流动性短缺，那么中国经济的总体债务风险反而可能会降低许多，P也可以有一个更加良好的增长环境，从而实现通过P的增长来降低杠杆的最终目标。
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但短期内却面临有所加大的下行压力。对此，出现了大量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笔者最近接触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大水漫灌”。从质的角度，这很好理解，即不能搞经济不需要的强刺激。不过，从量的角度，这倒着实有些难把握：多大量的财政货币政策算是“大水漫灌”呢？
以基建为例，2017年我国P达到了82.7万亿。如果没有当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刺激计划，是否能有这82.7万亿呢？当年的政策客观上也留下了一些问题，但没有任何副作用的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这就需要权衡取舍。今天，如果我们要搞相等力度的大基建，即82.7万亿P的11.5%，那是大约9.5万亿人民币的投资。但目前我们远没有接近这个数值。2018年1～6月份全国基建投资增速为7.3%，明显回落。许多项目被叫停，开工项目数量规模大不如从前。总之，今年上半年全国基建建设增长乏力，其实是在紧缩。下半年大约推出了3.4万亿的大基建，但也只是82.7万亿P的4%左右，离9.5万亿相当远，对此不应有“大水漫灌”的担心。
再以货币政策为例。今年9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为8.30%，狭义货币同比增长为4.00%，均低于去年的增长速度。从这两个指标看，货币政策没有“大水漫灌”之嫌。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前9个月我国P增长6.7%，CPI同比增长2.5%。而M2的增长只有8.3%，低于“CPI+P”的增长速度，这是否能理解成整个经济在流动性短缺下运作？从动态的角度看，今年的货币政策比去年还要紧，去年P增长6.9%，CPI增长1.5%。二者之和是8.4%，而M2的增长速度是8.2%，仅差0.2%。今年到目前为止，“CPI+P”是9.2%，而M2增长只有8.3%，差了0.9%。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年许多企业感到流动性比去年紧张许多。截至9月底，笔者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离“大水漫灌”还比较遥远。
总之，同去年相比，今年大基建和货币政策的量化特点是紧缩，即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必然要低于去年，下行的压力也要大于去年。然而，我们今年却遇到了贸易摩擦。由于这个新的变量，今年似乎应当比去年宽松许多，以对冲贸易摩擦的影响。a型血女人的性格我们大约要计算一下，在最坏的情况下，贸易摩擦会对我们的P、就业、投资、消费等预期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需要多大强度的经济刺激才能把它对冲掉。如果我们对冲了最坏的可能，那么在贸易摩擦中反而可以处于更加有利的。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发展下去，明年可能是我们更加困难的时期。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用更加有力的强刺激，对冲掉这个困难呢？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杠杆倍数比较高，与美国的相近。在相同的条件下，高杠杆意味着高风险。债务的风险来自哪里？从根本上讲来自债务没有人接手，导致债务链断裂。一个经济体的杠杆率=债务/P。降杠杆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推动分母P的增长，让（债务）不变或增长得慢一些，以做大P的方式来降低杠杆率；一种是直接压缩（债务），这往往导致流动性短缺，导致经济增长放慢，分母下降。第二种方式走到极端，可能导致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枯竭，贷款萎缩，企业困难，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和交换，经济滑向瘫痪边缘，难以维持债务的正常循环，反而会催生债务危机，导致大面积破产。
转移杠杆的一方认为，过高的杠杆风险过大，在经济比较疲软的时候，采取直接压缩杠杆的去杠杆方法有可能导致债务危机，不妨选择转移杠杆，即把杠杆从实体企业转移到身上。对一个社会来讲，债务并不，的是债务没有人接盘。如果债务有一个最终的接盘者，对一个社会来讲，适当的债务就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终极的接盘者就是央行。
在现代央行制度里面，央行就是一个“债务的终极承接人”，即央行是最终的贷出者。美国、日本、欧洲等地应对债务危机的方法就是转移杠杆，把杠杆从私有部门转移到身上。2017年，日本国家债务占P的253%，美国占105%，英国占85%，占64%。这其中，欧洲爆发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那些边缘国家没有自己的央行来承接债务，完全依赖于市场，而欧洲央行要购买它们的债务又涉及到国家之间的财富转移，需要欧洲国家之间的磨合。美联储通过购买债务，成了社会最终的债务接盘者，目前其购买的债务除了联邦债务外，还有许多是房屋贷款债券。其实现在美国的“债务/P”相较于金融危机前还高一点，但是普遍认为美国金融体系比那个时候安全些。可见，“债务/P”不是衡量金融风险的绝对指标，如果央行积极介入债务市场，目前的“债务/P”这个杠杆倍数可能并不是问题。
以后，我们能否实现从降杠杆到转移杠杆的变化，通过转移杠杆来对应债务风险？在严格金融监管的同时，央行更多流动性，积极干预债务市场，企业的流动性就会得以改善，经济就会告别流动性短缺，那么中国经济的总体债务风险反而可能会降低许多，P也可以有一个更加良好的增长环境，从而实现通过P的增长来降低杠杆的最终目标。
总之，我们要把贸易摩擦带来的困难想得多一些，长一些，用手中所有的工具渡过。笔者认为，要避免降杠杆的“休克疗法”，不妨采用转移杠杆，包括一定的财政赤字。这并非就是“大水漫灌”，关键看它的规模。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大约搞了4万多亿美元的QE，相当于2009年P（$15.209万亿美元）的26%；相当于2015年P（17万亿美元）的23.5%。中国可以小得多的数量搞QE，既可以有效转移杠杆，又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做大分母达到降低杠杆的目的。
面对贸易摩擦，强刺激和财政赤字不一定不好。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仍然是实事求是。如果大剂量的强经济刺激脱离了实际，那才是不科学的，反之亦然。
【黄树东，察网专栏学者，旅美学者。本文原载《中国经济导报》2018年11月15日09版，作者授权察网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本文由来源于325棋牌 325游戏中心唯一官方网站